1990年夏秋，葛优和吕丽萍参拍了经典“文人剧”《围城》；1991年盛夏，葛优和吕丽萍主演了经典调侃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。《围城》智性、幽默、刻薄，《编辑部》通俗、诙谐、狂欢，这两部剧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影响巨大。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基本立场就是知识分子不再把自己当作大众的精神导师，而自认是有点儿小理想但贪嗔痴俱全的世俗之人，“自己还没活明白呢”。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之所以那么带劲，全赖李冬宝他们说话那么有趣。从古到今，让人发笑的语言只有一种：制造反差。可以用特高雅的词描绘特粗俗的人，比如钱钟书写“鲍小姐是真理，因为真理都是赤裸裸的”；也可以用特雄伟的词描述特庸俗的人，比如牛大姐自命：“我牛某人这嫉恶如仇的脾气还不打算改了！”把现在的网络红人都算上，不管是网络意见领袖韩寒，还是在博客上贴写真照的郭敬明，他们都是故意把大的说成小的、快的说成慢的、滑稽的说成庄严的，利用语境的错位抖机灵。
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第一次在电视里把文件语言、报告语言、政治语言倾泻在世俗之事、男女之事、凡人小事上，处处反差和笑料，着实新鲜过瘾。套用一个术语，这叫反讽。《编辑部的故事》在迎合和巩固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，每时每刻都在嘲笑和解构着它。过去人们闻之肃然的高调、见之心惊的上纲、掏心掏肺的讴歌，在这里全成了笑料，没了杀气和力道。这自然和人们放下包袱、轻装上阵的心态吻合了，李冬宝也就成了大家的宠儿。
电视剧《围城》诞生于1990年。十集的《围城》剧本准备了三年，实拍又花了半年多；主角个个形象、气质、演技俱佳，配角也无一人无来头。这样的生产方式已经是绝唱。在谈到《围城》主题时，杨绛写下了一段话：“围在城里的想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”后来，这段话被设计到片头里面，每集出现。这番话自然是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，写出了人类欲望的本质，也写尽了转圜人世的无奈。不过《围城》并不是集中笔墨阐释这句话，它有着更丰富的内容。方鸿渐有点儿像贾宝玉，并不汲汲于世俗的成功。可是他并没有自己明确的主张，被周围的人裹胁着展转沉浮。而其他人各有各的精明盘算，每每在堂皇的包装和借口之下，露出俗气、低劣的本色。
文学名著上电视，最难的是让荧屏形象与观众的文学想象相吻合，《围城》这点做得非常好，很多人物像是从书里直接跳进电视机。在上上人物榜上，方鸿渐可以排在第一位。陈道明刚开始也找不到感觉，拍了一个月才渐渐入戏。他用了“一惊一乍”表演法，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，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，都是先吃一惊，才回过神来。这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，也在不断深化人物性格：方鸿渐永远是个尴尬的局外人。陈道明祖籍浙江，长于天津，在进入中央戏剧学院之前，他曾是天津人艺的学员。为了得方鸿渐那句“李先生不得了，了不得”的神韵，他练出一口尖声尖气的“上海普通话”，这种口音使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如虎添翼，酸腐小知识分子的风采尽出。《围城》播出之后，钱钟书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表示嘉许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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