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所有表格，指了指桌面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：“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?” 我主动站了起来，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，大意是：我以法律的名义起誓，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。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，不到两秒钟吧，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。然后，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：“有病啊，又不是《凤凰早班车》，用不着说新闻，老老实实照着读吧。” 我好象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，站得笔直，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。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，待我念完，由衷地赞叹到：“北京话真是好听。”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，环顾四周，才发现，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了我们3个人。 “好了，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，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。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。” 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样报答。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，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，于是，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。 “我饿了!”一走出婚姻登记处，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对方说出了彼此的感受。
我们喜欢的Dan Ryan餾就在旁边的Pacific Place(太古广场)，于是我俩跑到那吃了有纪念意义的一顿饭。菜谱如下： 恺撒沙拉 Clam Chowder(香港译做：周打靓汤) 烤羊排配薯条 Stuffed Mushroom(炬蟹肉蘑菇) 生啤三扎 咖啡 纽约奶酪蛋糕我一边抢他的薯条吃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行礼那天，要有至少两个证婚人，找高雁和郭志成吧。”
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妇，他俩是我们的朋友、广院校友，也是我的同事。老公边喝啤酒边点头，我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高雁：“哎，婚礼晚会你先放放，12月31日你和老郭来做证婚人吧。” “那我得带照相机和DV吧。摄像的事就让郭志成来干了。”高雁的特点是热心、爱张罗、进入角色极快。 5分钟后，我正想消灭最后一个蘑菇，高雁的电话来了：“郭志成听说要重操旧业可紧张了，他说DV他玩不好，得借个专业摄像机才行。”忘了介绍，郭志成是北京广播学院87电摄的高才生，只是这几年一直负责凤凰在北京的节目制作，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，离摄像专业有点远了。“郭志成还说你们选的日子不错，我们是12月30日结的婚，如今都迈向10周年了。” 挂了电话，我把最后一个蘑菇塞进嘴里，一边嚼一边口齿不清地对老公说：“香港人结婚的规矩真是挺奇怪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今后的15天里，咱俩的结婚公告会张榜贴出来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。你说，不会有人反对吧?”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George C Scott主演的电影《Jane Eyer》《简爱》中的情节：罗切斯特和简爱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礼，突然，罗切斯特前妻的弟弟冲了进来，大声宣布反对他们的结合。然后，简爱含泪出走。想到这，我已是热泪盈眶了。 “你看你，放心，全国人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不会有人反对的。”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。 “那，那我得吃块Cheese蛋糕。”我破涕为笑。 1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感谢上帝，没有人反对。
12月27日，离31日行礼的日子还有4天，老公再次跟旅行团来到香港。他的行李很简单：一套西服、一双皮鞋、一条领带。这身装束对他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他从不西服革履的，为了31日这天，他穿上这身行头时不至于笑场，我特别安排了一次彩排。12月12日，《英雄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，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等31日的到来。 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29日晚上，我正在家里做面膜，高雁打来了电话，听起来她垂头丧气的： “怎么办呐?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了了。我得出差，他在北京也有事。” “没事没事，我再找人。”我嘴里安慰着她，脑子里马上飞快地搜寻着合适的人选，可越想越觉得难办。还有两天就是元旦假期，大部分同事、朋友都将休假，剩下的要来值班。我找谁啊?再说，谁会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适呢? 我放下电话，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，黑糊糊的死海淤泥在脸上显得更加可怕。 “不如，找咱们家的菲佣吧，叫什么来着?嗷，奶奶特!”我家的菲佣叫Nanette，老公习惯用北京腔叫她奶奶特。 “找菲佣做证婚人不太合适吧?菲律宾政局又不稳，万一将来兵荒马乱的，我上哪找她去啊?”我用手摸了摸脸上已经干了的死海泥，突然有了灵感，“嘉耀和晓文怎么样?” 嘉耀是我广院的师弟，他和太太晓文在中学的夏令营里相识，从此再未分开。这种纯真而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是我最欣赏的。 我和他之间也是这样。我们13岁相识，18岁相爱，21岁分开。 9年后，我们重又相遇，终于明白，什么都不曾改变。嘉耀是个少年老成的人，办事严谨有条理，在电话里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，他非常冷静地说：“那我们31日早上8：50分集合，坐9：00那一班船去大会堂。” 证婚人找到了，我和老公如释重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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